《中国之武士道》自序
梁启超
新史氏既述春秋战国以迄汉初，我先民之以武德若闻于太史者，为《中国之武土道》一卷，乃叙其端曰；泰西日本人常言，中国之历史，不武之历史也，中国之民族，不武之民族也。呜呼，吾耻其言，吾愤其言，吾未能卒服也。我神祖黄帝，降自昆仑，四征八讨，削平异族，以武德贻我子孙。自兹三千余年间，东方大陆，聚族而居者，盖亦百数，而莫武于我族。以故循优胜劣败之公理，我族遂为大陆主人。三代而往，书阙有间矣。既初有正史以来，四五百年间，而其人物之卓荦有价值者，既得此数。于戏，何其盛也。
新史氏乃穆然以思，矍然以悲，曰中国民族之武，其最初之天性也。中国民族之不武，则第二之天性也，此第二之天性，谁造之，曰时势造之，地势造之，人力造之。
司马迁，良史也、其论列五方民俗，曰种代石北也，地边胡，数被寇，人民矜?忮，好气，任侠；中山地薄人众，民俗?急，丈夫相聚游戏慷慨悲歌；郑卫俗与赵相类，然近梁鲁，微重而矜节。濮上之邑徒野王，野王好气任侠，卫之风也：夫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，人民希，数被寇，大与赵代俗相类，而民雕悍，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，其俗怯于众斗，勇于持刺，故多劫人者，大国之风也。
由此观之，环大河南北所谓我族之根据地，安所往而非右武之天性所磅礴乎？夫形成社会之性质者，个人也，而铸造个人之性质者，又社会也，故人性恒缘夫社会周道之种种普通现象特别现象而随以转移。
中国自昔非统一也，由万国，而三千，而八百，而百二十，而十二，而七，而归于一。其间竞争剧烈，非右武无以自存。盖一强与众弱遇，弱者固弱，强者亦不甚强，数强相持，互淬互厉，而强进矣。其相持者非必个人也，强群与强群相持，其强之影响，遍浸渍于群中之分子.而个人乃不得不强。此春秋战国间，我民族所以以武闻于天下也。抑推原所自始，则由外族间接以磨厉而造成之者，功最多焉。
我族之有霸国，始于春秋，寻常称五霸，谓霸主也；吾谓霸者以国不以主，故易称霸国。霸国者，强权所由表征也，其在春秋，曰齐，曰晋，曰秦，曰楚，曰吴，曰越；其在战国，则晋分为韩、赵、魏，吴、越合并于楚，而更益以燕。此诸国者，皆数百年间我民族之代表也，而推其致霸之由，其始皆缘与他族杂处，日相压迫，相侵略.非刻刻振厉，无以图存，自不得不取军国主义，以尚武为精神。其始不过自保之谋，其后乃养成进取之力，诸霸国之起原，皆赖是也。
请言齐。环齐左右者，徐莱淮，夷綦强，故太公初封营丘，莱夷即与之争国，其后徐偃王朝三十二诸侯焉，故太公以悍急敷政，而管子作内政寄军令，齐富强至于威宣，盖以此也。
请言晋。晋故狄地也，故晋人曰：狄之广莫，于晋为都，晋之启土，不亦宜乎。又曰：晋居深山之中，戎狄之与邻，而远于王室。又曰：吾先君之亟战也有故，秦狄齐楚皆强，不尽力子孙将弱。故春秋之世，晋与狄相终始，而犹未能得志于鲜虞。鲜虞，白狄别种，而战国之中山也，三卿分晋，而赵当其冲，故武灵王冲山侵掠吾地，系累吾民，先王忿之，其怨未能报也。故以胡服骑射教民，举国皆执兵焉。全晋之时，其民既以仁悍称，至赵益甚，盖以此也。
请言秦。秦最初以讨戎功得封，秦仲以来五世与戎为仇，死戎难者三焉，秦穆修政，乃伐西戎，灭国十二，辟地千里。秦之建国，以血肉与诸戎相搏而易之也。其后商鞅厉农战，司马错伐蜀，而秦即用是以并天下。
请言楚。楚之封，与古三苗遗裔争地，若敖?冒，筚路篮缕，以启山林，其君无日不讨军实而申警之，曰祸至之无日，戒惧之不可以怠，楚之能强，皆以此也。
请言吴越。吴越通上国较晚，其初代与他族竞争之烈，不可深考。要之亦我族沐甚风栉甚雨而抚其地也。阖闾勾践时代，所以厉其民者至矣。
请言燕。燕僻处东北，自春秋初即有山戎之祸，其后北戎日益暴，而燕亦日益强，是以得并六为七，以显于战国也。
太史公曰：天下冠带战国七，而三国边于匈奴，谓秦与赵与燕也，夫使武灵不以幽弑，乐毅不以间亡，蒙恬不以谗杀，三子者有一焉能终其业，则黄帝以獯鬻之，或至是而竟消灭，而后此白登之围，甘泉之烽火，乃至刘石金元之耻辱，或竟不至以污蔑我国史焉，未可知也。
夫其对于外族之竞争，既若是矣，其在本族，亦地丑德齐，莫能相尚，兢兢于均势，汲汲于自完，故尚武之一观念，上非此无以率其民，民非此无以事其上，盖社会之大势，所以鼓吹而摩荡之者如是也。
六国之末，悬崖转石之机，愈急愈剧，有势位者，益不得不广结材侠之民以自固，故其风扇而弥盛，名誉誉此者也，爵赏赏此者也，权利利此者也，全社会以此为教育，故全民族以此为生涯，轰轰烈烈，真千古之奇观哉！
夷考当时武士信仰之条件，可得十数端。一曰，常以国家名誉为重，有损于国家名誉者，刻不能忍，如先毂、栾书、却至、雍门子狄之徒是也；一曰，国际交涉，有损于国家权利者，以死生争之，不畏强御，如曹沫、蔺相如、毛遂之徒是也；一曰，苟杀其身而有益于国家者，必趋死无吝无畏，如郑叔詹、安陵缩高、侯嬴、樊於期之徒是也；一曰，己身之名誉，或为他人所侵损轻蔑，则刻不能忍，然不肯为短见之自裁，不肯为怀忿之报复，务死于国事，以恢复武士之誉，如狼?、卞庄子华周、杞梁之徒是也；一曰，对于所尊长，常忠实服从，虽然，苟其举动有损于国家大计或名誉者，虽出自所尊长，亦常抗责之不肯假借，事定之后，亦不肯自宽其犯上之罪，而常以身殉之，如鬻拳、先轸、魏绛之徒是也；一曰，有罪不逃刑，如庆郑、奋扬之徒是也；一曰，居是职也，必忠其职，常牺牲其身乃至牺牲一切所爱以殉职，如齐太史兄弟，及李离、申鸣、孟胜之徒是也；一曰，受人之恩者，以死报之，如北郭骚、豫让、聂政、荆轲之徒是也；一曰，朋友有急难以相托者，常牺牲其身命及一切利益以救之，如信陵君、虞卿之徒是也；一曰，他人之急难，虽或无与于我，无求于我，然认为大义所在，大局所关者，则亦锐身自任之，而事成不居其功，如墨子、鲁仲连之徒是也；一曰，与人共事，而一死可以保秘密，助其事之成立者，必趣死无吝无畏，如田光、江上渔父、溧阳女子之徒是也；一曰，死不累他人，如聂政之于其姊，贯高之于其王是也；一曰，死以成人之名，如聂荣之于其弟是也；一曰，战败，宁死不为俘，如项羽、田横之徒是也；一曰，其所尊亲者死，则与俱死，如孟胜之门人、田横之客是也；一曰，其所遇之地位，若进退维谷，不能两全者，则择其尤合于义者为之，然事过之后必以身殉，以明其不得已，如?鹿、奋扬、子兰子之徒是也；一曰，其初志在必死以图一事者，至事过境迁以后，无论其事或成或不成，而必殉之，以无负其志，如程婴、成公赵之徒是也；一曰，一举一动，务使可以为万世法则，毋令后人误学我以滋流弊，如子囊、成公赵之徒是也。
其余诸美德，尚不可悉数。要而论之，则国家重于生命，朋友重于生命，职守重于生命，然诺重于生命，恩仇重于生命，名誉重于生命，道义重于生命，是即我先民脑识中最高尚纯粹之理想，而当时社会上普通之习性也。